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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窗口 陶侃在兩晉之際的顯赫事績向為讀史者所熟知，陶氏也因之成為尋陽名族。陶氏出身南方土著，按照一般慣例，理應比僑寓士族更具生命力，但征諸史傳，陶氏后人正史入傳者，卻僅有《晉書》和《宋書》的《隱逸傳》中所載陶淡與陶潛二人。陶氏從初起時的軍功顯赫，至晉宋之際竟以隱逸人物聞名，這一現象不得不引發思考。
一、從陶稱之誅說起
在尋陽陶氏轉變的過程中，陶稱之誅是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晉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去世，庾亮接掌西藩。咸康五年(339年)，庾亮誅陶稱。陶稱死因，據庾亮上疏所云為“擅攝五郡”，“藏匿府兵”，等等，定為謀反之罪。但除去庚疏所云，史籍中末見有陶稱謀反記載。
而且，當時傳聞似頗同情陶氏。且陶侃生前善于營聚，“媵妾數十，家僮千余，珍奇寶貨富于天府”。如此財勢，加之諸子擁兵，自然要為庾亮所忌。
陶稱“性{九虎}勇不倫”，終為庾亮所誅。他的死也標志著陶氏勢力從荊州的退出，尋陽陶氏的歷史面臨著一種變化。
二、由軍功走向士人化：陶范的努力
《顏氏家訓》卷五《誡兵》篇中，歷數顏氏祖先得失，對子孫諄諄教導勿以兵戎為業。這是顏氏家族保身立命的處世方法，其是非不擬多論。讓我們感興趣的是，陶氏自陶稱死后，似乎也慢慢走上了這樣一條“誡兵”之路。
陶侃子侄之中，有武干的幾人，如臻、輿、瞻、夏等，在陶侃去世前后，大多都已亡故。所以陶稱之死，基本上意味著陶氏軍功生涯的結束。此后，陶氏仍在活動的幾人，大多都已轉向文職。以陶稱之誅作為標志，尋陽陶氏慢慢出現了士人化的傾向。下面以陶范為例試做考察。
據《晉書·陶侃傳附子范傳》：陶侃諸子之中，“范最知名，太元(376—396年)初，為光祿勛”。陶范的歷官和交往，都表現出了極為濃厚的士人化傾向。陶范同輩親友，可檢者有孟嘉。嘉以文學著稱，為一時名士。孟嘉之女即陶潛之母，孟陶兩代姻親，文化方面的親融應是很自然的事。陶范和廬山僧團還曾有過交往，在任光祿勛之前，先建廬山西林寺，后又延攬高僧入寺。西林寺之建，正是廬山佛教興盛的濫觴。
陶范與佛教界的交往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東晉南朝，士大夫與佛教界的交往蔚然成風。陶范與佛教高僧的交往，與其士人化的傾向是一致的。這種變化，也反映出陶氏后人進入東晉主流社會的渴望。可是即使士入化如陶范者，卻仍為僑姓土族所排斥。
細繹史籍，感覺陶氏之衰落，似亦有其自身原因。陶氏或出鄙陽宗部。侃父丹，早卒。母新涂湛氏，湛氏后世被列入豫章大姓，但六朝時并無人物可言。侃“早孤貧”，史載其僅有一兄，家族本不強盛。陶侃以軍功起家以后，活動地域主要在荊湘一帶，諸子亦紛紛出仕，很少再見到他們與尋陽地方的聯系。按照中古士族的特點，地方豪族的中央化固然是大的趨勢，但中央化程度越高，越脫離地方宗族，衰敗也就越快。陶氏過早地脫離了地方，或許也可以看作是其驟興驟衰的原因之一。
三、晉宋之際尋陽陶氏的“仕”與“隱”
陶氏自陶侃孫輩以后，似乎又有一種隱逸的傾向。
陶侃孫輩以后見于史者，除去陶潛一支，大都附見于《陶侃傳》。其中除陶延壽外，均無事跡可考。而被列入史傳者，則僅有陶談和陶潛。《晉書》卷九四《陶談傳》略云：“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谷，不婚娶。家累干金，懂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陶談的行跡，與兩晉之際陶氏以武功見長的門風截然相反。
陶潛亦然。潛父、祖均不著于史，陶潛《命子》詩：“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具茲慍喜。”可以推知他的父祖均是恬淡安靜的人。潛以隱逸之風與田園詩歌之美著稱于文學史，但在當時，卻并不為人所重，《文心雕龍》片言未及，鐘嶸《詩品》之中，陶詩也僅人中品。他當時更多的是以隱逸聞名，與劉遺民、周續之號稱“尋陽三隱”。
陶談、陶潛等陶氏后人的這種隱逸出世思想，大違陶侃早年的訓誡，《陶侃傳》：“(侃)常語入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兩者之間所表現出的這種文化觀念的差異，與上節所談到的陶范與陶侃在佛教方面的差別如出一轍。這顯示出陶氏本身文化的變遷，也反映了在東晉士族崇尚“老莊浮華”的社會環境中，陶氏自身所受到的一種同化。
這還只是事情的表面。關于陶潛的歸隱，學界早就有不滿足于“希企隱逸之風”的看法，認為尚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東晉政治，具有很強的地域色彩。孫吳以來，江南政治中心一直在三吳，形成以三吳豪族為核心的統治層，其他地域的人物則多??排拒在外。東晉一朝大致仍然如此，只不過統治核心為北來僑人高門所把持。桓玄能夠代晉的原因，祝總斌先生指出與桓玄北來高門的身份有關。在東晉末年高門士族走向沒落的趨勢中，桓玄成為他們繼續維持自己政治地位的希望所在。我贊成此說，不過還想再說明一點，桓氏在荊楚數十年的經營，使其所具有的荊江地域色彩，也應是他獲得短暫成功的原因之—。
荊、江豪族在桓玄敗后，紛紛倒向劉裕。但是他們在劉宋新朝，并未因建有軍功而使地位改善。這種北府集團排抑其他階層的政治現實，才是陶潛辭官歸隱的真正原因。他大概也意識到，以自己江州土著的身份，很難有機會在新朝獲得大的發展。
陶潛本想乘晉宋之際的政治動亂而有所作為，在這種現實下，他憤而退隱了。退隱之后，他又非常失落，《命子》詩使我們感覺到他在懷念祖先勛業的同時，也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悵惘與怨恨。同樣的情緒，我們在讀他的《詠三良》、《詠荊軻》、《讀山海經十三首》以及其他的很多詩文中，都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如他在《感士不遇賦序》中感嘆道：“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余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由于功名不就，他在田園詩歌的恬靜里，也每每表現出一種自責式的苦悶，《雜詩十二首》其一從“猛志逸四海”到“未知止泊處”，這恰好體現了尋陽陶氏文化心理的變遷。
然而，陶氏的這種變遷，意義又不僅如此。韓國學者樸漢濟先生曾經特別提出“僑舊體制”作為理解東晉南朝史的關鍵。其觀點我以為值得重視。而本文所說的尋陽陶氏就恰好處在“僑舊”問題的中心點上。以往對南方士族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吳。本文特別標舉尋陽陶氏，就是想說明在這樣一種政治體制下，處在政???邊緣的江南寒門士族的命運。觀察陶氏在東晉百年間由武入文，由軍功到隱逸的歷程，使我們對這一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從這個方面講，陶氏家族的變遷，也就具有了超出其自身的意義。
（《中國史研究》200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