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結構:
一、引言
二、從潯陽到鎮江——陶氏家族溯源
三、從篳路藍縷到執綢業牛耳
四、陶氏綢號——激活區域經濟的樞紐
五、躋身鎮江望族
六、固守傳統和與時俱進
七、結語
一、引言
鴉片戰爭以來,傳統社會陷入長期的動蕩,舊意識與新觀念既彼此沖突又相互交織,政治、經濟結構的近代化緩慢啟動。鎮江地區不僅較早受到西方列強的經濟滲透,并且進而受到太平天國運動的巨大沖擊。宗族組織(注:關于家族、宗族,雖有學者提出兩者涵義的差異,但也有不少學者視二者為內容基本一致的事物,如徐揚杰的《宋明家族制度史論》就認為:“家族,又稱宗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頁),楊際平認為:宗族是同姓共族的親族團體,其內部又有鮮明的親疏關系,五世以內算是親戚,可以稱為家族……。(《家庭;社會?大眾心態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評》,《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本文對宗族概念的理解主要基于上述學者的見解。)作為傳統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在上述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下,表現出松解與延續兩種不同的趨勢。從其維持與延續的情形看,其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近代歷史信息,值得進一步解讀和發掘,而陶氏家族在近代歷史舞臺上的活動,給我們提供了一份非常好的個案素材。
鎮江(注:本文鎮江地區主要指民國時期的鎮江縣,舊稱丹徒縣,也就是今天的鎮江市。)在江蘇省的長江以南地區,境內山多田少,農業發展頗受自然條件的限制。但是鎮江是一個連接南北東西的交通樞紐,“水路為長江輪埠,上通武漢,下連淞滬,為中國航運最便之區。復有運河流貫,北迄天津,南達蘇杭。……陸路交通有京滬鐵道,為中國營運最發達之路線”(注:江蘇省民政廳:《江蘇省各縣概況一覽?鎮江縣》,民國二十年。)。交通的便利,使鎮江以商業發達而著稱,“咸豐以前,吾郡商業故極繁盛”(注:光緒《續丹徒縣志》卷19《雜綴一》引繆時孫文。)。近代以來,開埠通商(咸豐十一年,因天津條約,開辟為商埠),這里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清同治初年,開拓租界,建設洋關,市面曰臻繁盛,遂為揚子江流域之一巨埠”(注:江蘇省長公署第4科編印:《江蘇省實業視察報告書?乙?正編 丹陡縣》,上海商務,1919年出版。)。
根據民國二十年《江蘇省各縣概況一覽》,商業貿易在這個地區的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全縣商業以絲綢、錢莊、油麻、北貨、糖業為重心,所謂五大業是也。”而絲織業又是地區經濟的主導產業。這里絲綢不僅僅限于貿易,也包括生產,據民國八年《江蘇省實業視察報告書·丙·附編·江蘇省各縣工業概況》,丹徒縣民間工業“以織綢為大宗。”又據《丹徒陶氏族譜·國安公傳》“吾郡出產,以江綢為最”。可見,江綢的生產和貿易,在鎮江的經濟結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綢是富有鎮江地方特色的絲織產品。江綢業在清乾隆末至民國三十年代以前大體經歷了興起、發展、鼎盛、維持幾個階段。尤其是太平天國后,國內市場對絲綢產品的需求曰益旺盛,“輸出需要增加與人民曰臻富裕,近年來絲綢的織造大有增加,并且可望繼續增長”(注:Silk,pp.59-61,轉引自《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第70頁,《鎮江的絲織業》。)。江綢的暢銷還與其本身特有的品質有關,“吳中織絲纖美甲天下,而吾邑土貢江綢獨堅韌堪耐塵垢”(注:《丹徒陶氏族譜》1914年李遵義序。),同時“定價低廉”,能滿足普通消費者的需求,“故銷路頗復不惡”(注:江蘇省長公署第四科編印:《江蘇省實業視察報告書?丹徒縣》,上海商務,1919年出版,第31~32頁。)。但是,江綢能夠行銷大江南北,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則與當地宗族血緣群體積極開拓國內市場的經營活動有非常緊密的聯系。
由于地理位置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居于此地的人們對于工商業的認識遠較他處要明晰深刻,“自瀛陸大通一變而為工商之世界,識時務者咸知注意于實業矣”(注:《丹徒陶氏族普》卷2《德符公及配李孺人合傳》。)。這使得這一地區形成了一批以工商業為生的宗族血緣群體。就經營江綢業來說,陶氏家族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鎮江著名紳士陳慶年民國三年(1914)為《丹徒陶氏族譜》所作序中說:“吾邑民族著者無慮數十,大率散處四方又各異其所操耳,若聚居于一城,范圍于一業,子姓繁衍而保姓以滋大者,則邑城之陶氏其杰然秀出者也。”江慶柏和吳仁安在他們的論著中都曾提到并肯定陶氏家族對區域經濟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注:江慶柏《明清江南望族與地方關系初探》,《常熟高專學報》1999年第1期;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可惜未予深究。
傳世的陶氏家譜共有兩部,《丹徒陶氏族譜》二卷(收藏于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本文中或簡稱舊譜),修于民國三年(1915),《鎮江陶氏族譜》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收藏于上海圖書館家譜閱覽室),修于民國十九年(1931),此后是否續修不得而知。陶氏家譜為我們研究近代風云際會中的宗族組織提供了一份非常難得的個案素材,值得進行深入的發掘和探索。